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為了進一步推動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決策部署落地見效，國務院督查組赴14省（區、市）進行第七次大督查，這次大督查圍繞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展開。從2014年國務院開展第一次大督查以來，大督查已經成為常態化做法，每一次都是面向社會廣泛征集問題線索和意見建議，實行“開門搞督查”，找準問題癥結，著力推動解決，這次也不例外。在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臺上，就有一些學生家長反映當地部分學校以“智慧課堂”“教育信息化”等名義，向家長推薦平板電腦，并以“上課要用”“布置作業”等理由變相強制學生購買，接報后，記者跟隨國務院第六督查組前往當地進行調查。

　　10月10日下午4點半，督查人員趕在放學時間來到嘉興市實驗初級中學，到這里后看到校門口已經聚集了不少正在等著接孩子的家長，督查人員走上前跟他們了解情況。

　　其實家長們買的不僅是一臺平板電腦，他們購買的是一整套“平板教學”系統，這當中包括 “平板電腦”、相關的教輔軟件和上課所需要的流量包，總費用共計6500元。這個價格并不便宜，在訂購之前很多家長都想貨比三家，先了解一下讓購買的這款平板電腦怎么樣？可他們卻遇到了難題。

　　學生家長說：“那個平板電腦網上查不到任何信息，參數、價格都查不到，問老師，老師也說不出來。”

　　記者也嘗試在網上搜索這個品牌的平板電腦，發現確實難以找到和它相關的產品信息，不僅如此，在各電商平臺上也找不到它的購買鏈接，家長要想買這款平板電腦只能通過學校這個渠道。對此，有些家長提出了異議，為什么非要買這樣一個平板電腦呢？如果是學習需要，那自己買個其它牌子的是不是也一樣用呢？

　　學生家長說：“他說了你可以自帶平板電腦，但是自帶的平板電腦必須要通過學校檢測，否則有些功能用不了。表面上好像可以自備平板電腦，但結果都是用的學校買的平板電腦。”

　　調查中，學校負責人表示，學校確實要求學生統一購買指定品牌、指定型號的平板電腦，而他們之所以這樣要求也是有原因的。

　　浙江嘉興市實驗初級中學黨總支書記洪春榮說：“最主要的是這個平板電腦實際上相當于一個封閉環境，學生不能自己自由上另外的網絡。”

　　按照這位學校負責人的說法，學校選定的這款平板電腦不同于一般的平板電腦，這款產品能限制使用其它的娛樂應用。為了讓學生安心學習，才指定家長購買這款平板電腦，可家長卻并不認同學校的這種說法。

　　學生家長說：“其實像平板電腦這種它使用起來我們有一個家屬軟件，應用里面就有一個下載APP加密碼，直接可以加設，你根本不需要軟件，人家自帶的，學校的說法就是這種借口。”

　　在家長看來，這種限制使用其它娛樂軟件的功能并不新奇，其它品牌的平板電腦或是通過設置家長模式，或是通過給一些應用軟件設置密碼等方式，也能實現這樣的功能，沒必要非得新買一臺平板電腦。

　　而等到平板電腦到手后，家長們看了看產品的說明書，按照說明書上的硬件配置去網上查了查后，更覺得這錢花得不值。

　　學生家長說：“這個配置你去電子市場一問，淘寶上一搜就知道，就完全名不副實，700元賣給你3000元。”

　　而除了價格虛高之外，家長們也覺得這平板電腦的作用并沒有像之前學校宣傳的那么大。

　　學生家長說：“在這里面有一個在線課堂，但其實點進去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課程表什么都沒有，他們一直在強調的信息化教學，其實到最后集中在就是一個布置作業。比如說有數學作業的，我們打開看一下，就只能寫成這個樣子，而且這跟我們平時做作業其實是沒有區別的。你看還是這點題，一頁一頁，這種東西其實傳統的紙質完全可以替代，沒有看出用平板電腦它的優勢在哪里。”

　　在家長們看來，這平板電腦不僅價格虛高、用處也不大，那不買是否可以呢？

　　學生家長說：“其實就是以這個平板為誘餌，分了快慢班，先搞兩個平板實驗示范班，看到大家趨之若鶩之后全部鋪開賣。”

　　原來，初一一入學，嘉興市實驗初級中學就向初一新生家長發放《“pad互動教學實驗班”告家長書》，宣傳實驗班能實現對教學資源、教學數據、學習數據的高效整合和分析利用。學校以是否購買包括平板電腦在內的“平板教學”系統為標準來分班，買了的同學會被分進平板互動教學實驗班，沒買的同學就被分到普通班。2018年學校開始推行“平板教學”，當年初一年級有6個平板互動教學實驗班，到了2019年，初一年級11個班級中有7個平板互動教學實驗班，而到了今年，初一年級12個班全都是平板互動教學實驗班，全校只有少數的學生沒有購買平板電腦。

　　國務院第七次大督查第六督查組成員胡巍說：“平等接受義務教育是《義務教育法》賦予的權力，嘉興部分初中學校推行‘平板教學’，并以此進行分班，違背‘平等接受教育’的原則。同時，要求家長購買指定平板和教輔軟件，違背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教育收費管理的意見關于學校不得強制或者暗示購買指定教輔軟件或資料等要求。”

　　督查工作不光是為了發現問題，更要深層次挖掘問題產生的原因，將督查工作做深做透，找準政策落實中的難點。為此，督查組的工作人員找到嘉興實驗初級中學的相關負責人了解情況，可校方稱他們只是做了宣傳引導，家長是自愿購買，交易行為和學校無關。

　　雖然校方說沒有關系，費用也是家長直接付給相關公司，但督查人員卻在學校發現了一份平板電腦銷售協議，在這份協議上甲方是嘉興市實驗初級中學，而乙方則是銷售平板電腦的杭州施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既然是學生購買平板電腦，那為什么學校要跟銷售平板電腦的公司簽一份這樣的協議呢？?

　　浙江嘉興市實驗初級中學校長任黃忠說：“我是去年來到這里做校長的，原來學校幾輪比較后，決定了施強公司，所以我是參照歷年來的做法。”

　　按照這位校長的說法，簽署協議是一種慣例，慣例怎么約定的他就怎么做，協議上約定在合同簽訂三個工作日之內，甲方嘉興市實驗初級中學支付合同全款，但事實上學校卻并沒有跟家長收這筆錢再轉給銷售商，而是讓家長們直接交了這筆錢。

　　據校方介紹，從2018年開始，學校就按照是否購買推薦的“平板教學”系統來分班，而洪書記也告訴督查人員，實驗初級中學并不是個例，嘉興市里還有好幾所學校也在使用指定公司銷售的平板電腦上課。

　　督查人員又在當地走訪了幾家中學，發現這種現象在秀州現代實驗學校、秀州中學初中部等學校都存在。

　　督查發現，自2014年秀州現代實驗中學開始推行“平板教學”至今，嘉興全市127所初中學校已有53所學校開展“平板教學”，截至10月14日，全市已有22000多名初中生參加。以人均購買平板電腦硬件設備3000元計算，加上捆綁銷售的教輔軟件和流量包，當地參加平板教學的初中生共花了1.1億元左右。

　　國務院第七次大督查第六督查組成員說：“當地學校打著教育信息化的名義，行變相推銷平板電腦之實，校企合作不規范、不透明，違規按平板教學分班，強制學生和家長購買平板電腦、收取教輔軟件服務費，增加了學生和家長的經濟負擔。”

　　督查工作帶著線索去，跟著問題走，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在促進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融合應用的同時，要加強信息化終端設備及軟件管理，建立數字化教學資源進校園審核監管機制。那么，嘉興市教育行政部門又是如何看待、監管所轄學校出現的這些問題呢？督查組又找到了嘉興市教育局。

　　浙江嘉興市教育裝備與信息中心主任施維良說：“我覺得如果師資不是刻意傾斜的話，這個問題不大，我相信這些學校不會野蠻粗暴，家長自愿的。”

　　嘉興市教育局相關部門負責人認為購買平板電腦是家長自愿的，家長們卻并不認同這樣的說法。?

　　學生家長說：“他說家長自愿，我都投訴到教育局了還要說我自愿？現在社會誰家沒有平板電腦，自己家平板電腦放在那兒睡覺，還要買平板電腦來用？很不合理。”

　　經督查組調查認為，嘉興當地教育行政部門打著教學信息化名頭， 簡單認定“學校未強制家長購買平板”，以“家長自愿”“家長與公司的市場行為”等為借口置身事外，不履職、不作為，導致有關問題未能及時解決。?

　　每次國務院大督查都會不斷優化督查方式，創新督查舉措，今年更是如此。為實現督查提質增效與減輕基層負擔并舉，今年的大督查提出“2/3以上的督查人員、2/3以上的時間用于線索核查和暗訪督查”。今天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督查組“帶著線索去、跟著問題走”的典型案例。下一步，督查組還會“盯著問題改”，推動群眾反映的問題真正得到解決，堅決打好問題“殲滅戰”，真正使大督查成為抓落實促發展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