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說白了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場。而且，需求長期存在。很多人都有發表論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又是稀缺資源，發核心期刊、發SCI的要求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稀缺性。

　　近期，科技部會同相關部門和單位對學術論文造假、違規使用科研項目資金等案件進行了調查。9月16日，其通報了已完成調查處理的9起違規案件，其中7起涉及論文買賣。買家來自中國醫科大學腫瘤醫院、青島大學附屬醫院、福建醫科大學附屬漳州市醫院、南京醫科大學附屬蘇州醫院、山東大學和南京理工大學等。

　　在這些交易中，均出現了第三方論文代寫代投機構的身影。

　　這些機構，以翻譯公司、科技服務公司或文化傳播公司之名，行論文買賣之實。從論文撰寫、選刊投稿、審稿改稿到最終發表，提供“一條龍”服務。

　　論文中介，怎么就能做得風生水起？

　　“要是違法的話，我們能干這么久？”

　　2010年年初，《長江日報》刊發一則報道，披露了武漢大學沈陽研究團隊的發現：買賣論文在我國已形成產業，2009年產值高達10億元人民幣。而且，這還是保守估計。

　　現在在百度上以“發論文”為關鍵詞進行搜索，排名靠前的幾家網站中，均有客服表示可以“代寫”“代投”。

　　更有門路的機構，則直接打入了科研人內部。汕頭大學醫學院教授李韻告訴科技日報記者，中介會混進學會的一些微信群，加科研人員為好友，在朋友圈里推廣他們的業務。“我之前拉黑了好幾個。”

　　不久前，李韻又在朋友圈上發現了他們的小廣告：重磅重磅，SCI 0-1，20年8月上線，9月檢索轉讓。

　　商品已經擺在這里，就等著有心人詢價了。

　　幾年前，因為選題需要，科技日報記者曾與某在京論文中介公司的客服辛科（化名）接觸。近日，記者再次登上許久不用的賬號時，發現辛科仍然“敬業”地每隔一段時間就發來問候：您好，請問現在有論文發表的需求嗎？

　　他稱自己所在的機構是一家研究院，和海內外科研團隊均有合作，出的論文全是“一手貨”。機構業務范圍廣泛，從著作教材、專著專利到課題申報，只要是職稱評審和畢業需要的，他們都能“保駕護航”。

　　得知需求，再匹配需求，這一套流程，辛科已經做得駕輕就熟。他定期在QQ空間貼出已經被雜志接收的只需要小修的論文，如有客戶需要，交易后更換或者加上買家名字即可。“時間緊就用已經通過的論文，要是時間寬松，就拿還在走流程的論文，或者再找人給你寫。”

　　不僅是論文。書籍、專利，甚至課題，給錢，中介都許諾可以掛名。

　　記者表示，需要一篇影響因子不限的電子信息方向的SCI英文論文。辛科開出“底價”——7萬元。他表示，只要交了錢，買家什么都不用管了，等著就行。

　　“有些心虛啊。”記者跟他閑聊。辛科覺得記者有些“矯情”：“要是大家都像你這么想，生意還做不做？發表論文，關系到評職稱和畢業，都是人生大事。”

　　后來，科技日報記者又在網上聯系了其他中介機構。

　　上海的一家“科技信息服務公司”，客服張瑩（化名）一上來就先打了一大段話：“與我們合作的客戶很多，每個月都是合作幾百篇文章的。SCI、EI、南大核心、北大核心，都有合作渠道，很多教授、博士都是由我們代為發表，代理的好處就是速度快，我們的優勢在于，我們是代理發表，不是您正常的投稿方式，我們是跟雜志社合作編輯直接收稿，內部渠道，可以保證錄用發表。”

　　記者表示，想要兒科方面的英文論文。對方迅速為記者選定了目標期刊，代寫、代投，報價2.5萬元。這一費用包括文章修改潤色費、公關費、咨詢費、服務費、審核費、版面費等全流程費用。如果記者已有論文，只由公司代投，費用則為2.1萬元。

　　張瑩說，為保證買家權益，他們會簽訂正規合同。“要是沒有在規定時間內發表，不收取任何費用，賠償您雙倍損失。”而且，由于記者是第一次和他們合作，可以給九折的新客優惠。“我們就是做口碑，您要是滿意了，可以介紹朋友同事來投稿發表。”

　　按照張瑩介紹的流程，確定“合作”以后，論文買家要填寫一份自己的基本資料和寫作要求，先交50%費用，用作代筆費和操作發表費。收到雜志社的錄稿通知書后再付余款。雜志出刊后會快遞兩本樣刊、錄稿通知書及發票，方便買家報銷。

　　“題目可以您自己定，也可以我們安排老師給您擬定，根據您的方向寫作。我們合作的老師多是來自國內著名高校的教授和博碩士精英，專業代寫經驗豐富。”張瑩跟此前辛科的“套路”一致：公司都正規，團隊都是大牛，經驗都很豐富。

　　論文代寫代投，違法嗎？張瑩坦言：“打的是擦邊球。”辛科反問：“要是違法的話，我們能干這么久？”

　　花10萬為人買兩篇論文：省時也省力

　　中介公司為什么能包發包過？

　　業內人士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這些公司中，有的可能真有門路，和期刊編輯部有來往；或者確實熟悉論文發表的套路；但有的，只是虛張聲勢。

　　但就算被騙，敢舍下臉面報警打官司的論文買家，也是少數。

　　前兩年，為幫助在某985高校讀博士的前女友，劉洋（化名）決定幫她買論文。

　　他知道，這個市場“水深”。穩妥起見，劉洋找到大學時交好的老師，請他推薦論文代寫代投中介。

　　“核心期刊的主要客群還是在學校。通常，老師要評職稱，沒時間寫論文，就會買賣論文。一些老師已深諳其道。”劉洋向科技日報記者分析。

　　果然，熟人推薦的中介“靠譜”。劉洋和中介在微信上聊了幾個回合，很快談妥，交了2萬塊定金。“收到初稿，修改，然后又收到了回執和錄用證明，整個過程挺順利。”

　　劉洋買了兩篇論文，都是以金融為主題，每篇不超過4000字。一篇北大核心，一篇南大核心，代寫代投機構還送了一本書的副主編署名。

　　這一切，花了劉洋10萬元。“拿著這些材料，去個三流大學，評副教授都夠了吧。”劉洋自己并沒有從事科研相關工作，對科研誠信，他表現出的態度是無所謂。“花錢買論文，對一些人來說算是省時省力。你自己真心要做研究，文章寫得也特別好，那是不愁。要是完成不了，無法畢業，或是職稱晉升有阻礙，買論文還是一件不錯的事情。”他也知道，找槍手肯定不道德，但“違法不違法我不知道”。

　　其實，期刊編輯在工作中，也在和代寫代投機構“斗智斗勇”。

　　《中山大學學報》編輯劉清海曾撰文稱，在目前國內論文造假現象比較嚴重的情況下，科技期刊不得不付出大量的心血用于防范學術不端文獻的發表。

　　他分享了個小故事。2014年4月底，他在處理一批退修稿件時發現，有幾篇稿件超期還未修回，考慮到作者費錢費力做研究不易，就打電話和作者溝通。結果，接電話的人自稱是作者的先生，反應也很淡漠。劉清海感覺奇怪，搜索后才發現，論文作者單位為天津某中心醫院，留下的手機號碼號段卻在廣西桂林。

　　后來，劉清海找到作者單位座機，輾轉聯系上了作者。這位作者解釋，之所以留下的是桂林的手機號，是因為該論文由南方的同學幫忙投稿。“兩人說法是矛盾的。”劉清海判斷，此篇論文為代寫代投。

　　他總結了代寫代投論文的幾個特點：一般來說，論文作者數量較少；采編系統中所留作者信息量少；采編系統中只留手機，手機號碼所在地與作者單位所在地不符。具體到論文本身來說，學術不端文獻檢測能通過，但顯示“可能已經提前檢測”。劉清海分析，應該是代寫代投機構熟悉編輯部運作規律，因此，提前通過特殊途徑查重，剔除或修改重復文字后才投的稿。

　　溫州醫科大學期刊社《肝膽胰外科雜志》編輯部曾分析了該期刊從2015年1月到2016年7月投稿系統中來自不同單位卻使用同一密碼的86名作者及其所投的93篇稿件。經編輯部綜合審定，其中82篇初步認定為代寫代投稿件。他們指出，從目前來看，代寫代投現象沒有得到改善，且必將長期存在，期刊編輯仍然要長期面對這些混雜在來稿中的代寫代投稿件。

　　專家建議將論文代寫代投行為入罪

　　“這件事，說白了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場。而且，需求長期存在。”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顧問、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印波向科技日報記者感慨，很多人都有發表論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又是稀缺資源，發核心期刊、發SCI的要求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稀缺性。

　　此前，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七屆五次全委會上，監督委員會主任陳宜瑜指出，近年來，第三方中介機構代寫代投、偽造論文評審意見、雇“槍手”代寫基金申請書等新情況時有發生。針對第三方中介機構，陳宜瑜表示，基金委目前沒有對其處理的途徑，他呼吁有關部門嚴厲懲處，遏制這類問題繼續惡化。

　　2018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對從事學術論文買賣、代寫代投以及偽造、虛構、篡改研究數據等違法違規活動的中介服務機構，市場監督管理、公安等部門應主動開展調查，嚴肅懲處。

　　張瑩所在的代寫代投機構顯示注冊地為上海黃浦區。科技日報記者撥通了上海黃浦區市場監管局的電話，工作人員認為，論文代寫代投機構不歸他們管理，應屬于文化領域類。“至于具體歸誰管，要咨詢有關司法部門。”辛科公司所在地為北京市通州區。通州區市場監管局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他們不清楚論文代寫代投機構歸誰管。

　　據媒體報道，2017年中國科協相關領導曾公開表示，要共同商請中央網信辦、國家工商總局開展清網行動，打擊代寫代投論文“黑中介”。但到目前，此事未見后續進展報道。相關部門內部人士透露，對這類中介機構，確實缺乏有效監管，也缺乏監管的有力依據。

　　印波指出，在法律法規和國家管理層面，對買賣論文的社會中介組織、網站和個人，均只有概括性地規定由主管單位處理。其實，論文代寫代投事件的處罰主體，往往還只是購買、代寫的“體制內”主體——像學校的學生、老師、科研人員等，對于外部的經營者——尤其是第三方中介機構，依舊缺乏足夠的規制手段。

　　在民事司法實踐中，基本上認為買賣代寫代投屬于意思自治的范疇，很少有出于署名權的專屬性考慮，認定買賣論文違反《著作權法》的規定。只有在所買賣的論文涉嫌剽竊時，才有可能由被侵權人追究買賣雙方的連帶侵權責任。

　　對于論文買賣協議本身的合法性，從過往判例來看，只要論文賣出方依照合同約定向購買方提供了論文代寫、代投服務，法院往往對此持較為寬松的態度，認定協議有效。只有在涉及職稱論文代寫代投個別情況下，法院才認為該協議違反公序良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認定合同無效。“再說，一般情況下，只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誰又會去告發中介機構呢？”

　　科技日報記者也從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看到，曾有向中介機構購買論文代投服務的科研人員認為，雙方簽訂的合同違反了國辦發（2015）94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優化學術環境的指導意見》中“不準利用中介機構或其他第三方代寫或變相代寫論文，或通過金錢交易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論文”通知精神，也違反了中國科協、教育部、科技部、衛生計生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學基金會七部門聯合下發的《發表學術論文“五不準”》通知，屬違反國家法規政策、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應屬無效。但法院認為，通知系政策性文件，非行政法規，科研人員欠缺證據證明該代理合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對此抗辯理由，不予采信，代理合同應屬有效。

　　在印波看來，我國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仍無法有效地懲治買賣論文的行為，更不足以對第三方中介機構產生足夠的威懾力。他直言，對于這一擾亂科研秩序的行為，需要運用刑法予以規制。“刑罰應當成為打擊組織論文買賣、代寫的強有力手段。”印波研究過國外的一些做法。2018年，愛爾蘭立法禁止論文造假，為學生代寫論文或代人參加考試等成為犯罪行為，發布與這些服務相關廣告的人也構成犯罪。

　　前述《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也指出，要積極開展對嚴重違背科研誠信要求行為的刑事規制理論研究，推動立法、司法部門適時出臺相應刑事制裁措施。

　　不過，在刑事上，我國沒有直接針對論文代寫、代投犯罪的法律條文。除了在論文買賣過程中涉及非法經營罪、侵犯著作權罪、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外，現實生活中眾多的論文代寫、代投行為均無法以刑事規制。“適用刑法條文規定的相關罪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障礙。”印波指出。

　　論文買賣、代寫大致包括三類主體：一是論文需求方，二是中介機構，三是論文的代寫方。印波認為，三者相較之，組織者即論文買賣、代寫的中介機構的危害最大，且存在監管空白，對其進行刑事規制也更為緊迫。

　　印波建議，可以以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增設新條文，將組織買賣、代寫論文罪列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類罪”中。另外，組織買賣、代寫論文罪的論文范疇建議限定在學位論文、職稱論文、期刊論文以及與國家級科學基金相關的申請書及結項報告等。在量刑方面，可以參照組織考試作弊罪，采取自由刑和罰金相結合的形式。

　　“組織論文買賣、代寫行為，不僅破壞科研秩序，浪費科研資源，還踐踏學術公平原則，產生大量現實危害。”印波告訴科技日報記者，有了對應罪名，能對這類行為構成威懾。但是，真正要建設風清氣正的科研環境，還要從寫作主體自身學術道德修養、行業的自律與監督和法律規制三方面同時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