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出擊海報

馮小寧認為，中國電影市場雖然火爆，但是影片的類型依然比較單一。而他的最新力作《動物出擊》，卻憑著他30年的導演功力積累，為兒童商業電影的領域擴展做出了探索。 

“我用三十年的時間學習電影，是不斷反思自己的不足，想辦法把自己電影的每一個鏡頭，讓更多的觀眾能夠貼切地理解和接受。”在一個陽光柔和的午后，正在接受采訪的馮小寧導演如此說道。

這位憑借《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戰爭三部曲享譽海內外的第五代導演，早在1988年就憑借電視劇處女作《病毒·金牌·星期天》獲得了飛天獎最佳導演獎和最佳單本劇獎，這也是他的第一個最佳導演獎。獲獎第二日，他就看到了奧斯卡頒獎禮授予黑澤明終身成就獎的新聞。

三十年后，馮小寧仍然對黑澤明當日的獲獎感言記憶猶新。黑澤明當時說：“我今年90歲，我一輩子都在學習拍電影。今天得到了這個獎，是鼓勵我繼續學習怎么拍電影。”彼時，憑處女作就摘得飛天獎最佳導演的馮小寧，立刻從黑澤明的獲獎發言中頓悟。

“一個90歲的世界頂級大師還在說他要學習怎么拍電影，我哪敢有任何的懈怠？我覺得這是一種自我的修養。”

當提到他的最新作品《動物出擊》時，馮小寧說，在中國把動物作為主要角色去推動故事，為孩子們量身定制與他們想象力契合的劇情走向，可能在中國還是第一次。

馮小寧

一、聚焦鮮活動物形象 打造孩子們愛看的“動物歷險”大電影

所謂的“動物電影”在世界上有很多，國內此前也有，但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在影片中把動物設置為一個普通“道具”。雖然此類影片的主題往往都是展現人和動物相處之間的趣味、理解和感情，但往往突出的是人類居高臨下的喜愛或者憐憫，真正把動物作為平等主角去表現的電影并不多，尤其是能夠以孩子的視角去欣賞動物，和動物成為朋友，就更少了。

也正因此，《動物出擊》顛覆了此前動物電影的設定模式，以孩子的同理心站在動物的角度，將動物作為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去推動故事。當提到為什么要去做這樣的嘗試，馮小寧稱，現在中國電影市場非常“火”，動輒數億票房，但相對而言此類型影片還不夠豐富。

“在片種上進行嘗試和探索的比較少，屬于獨創的東西并不多。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喜歡創新理念的人，在我的作品中我很喜歡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這種創新理念和創新思維，馮小寧在早期執導的作品中就已經在進行嘗試了。

“我在《大氣層消失》劇本里寫到了人和動物發現，原來我們人類對環境造成了非常大的傷害，那時候完全是一種想象。但那個年代的想象力實現手段太單一，膠片時代，而且那是我的電影處女作。”

三十年前，在馮小寧自編自導的科幻片《大氣層消失》的劇本里，他就已經表現了動物為了拯救人類犧牲自我的博愛情懷。

“現在我等了三十年了，我覺得中國電影還沒有人超過這種創新理念。現在的電影技術和電影的設備都已經很不錯了，制作的水準也相應提高，我想再把這樣的一種感覺表現出來，所以就有了《動物出擊》。”

馮小寧稱這是自《大氣層消失》后，“28年磨一劍的作品”。他提到，當年的《大氣層消失》是直覺為先，和生活現實相結合；現在是理念先行，先有清晰的理念，而不是完全憑直覺。

除此之外，該片最大的特點，在于有關動物出場的鏡頭全部采用實拍。

“我把這批動物當作我的演員去培養，把它們在鏡頭下的狀態按照我的故事情節來一點一點進行調整，這樣出來的東西怎么都比電腦特效做的要真實，這種方法就是一種創新。”

在三十年的創作生涯中，馮小寧始終沒有放棄對動物題材的探索。在《動物出擊》的創作過程中，他的理念就是實拍，盡管知道會非常艱難。

以真實動物來進行拍攝，除了展現“真實感”以外，更重要的在于，相比特效，這批活生生的動物更能傳達影片的主題立意。

“我們大家要知道動物是有感情的，所有養寵物的‘鏟屎官’們都應該知道，而且孩子們應該更有感受。動物是有思想和感情，它的思想是能夠和我們交流的，它的感情也并不次于人類，很多觀眾會有同感。”

狗

二、三十年如一日 戲里戲外傳遞責任情懷

《動物出擊》講述了：一場無人知曉的巨大災難即將降臨！生死關頭，一個無意中能與動物對話的小女孩從動物那里知了這個可怕的消息。危機之中，動物們行動起來，與女孩在一起，為拯救海洋，拯救岸上的城市和所有生命，迎著巨輪沖了上去。當女孩和動物們到達巨輪上時，他們卻發現又一個驚天危機……

“在我的電影中，一直努力地想通過故事，讓觀眾感受到我們對動物、對家園要有一種責任和珍愛。”

由于幾十年來的堅持不懈，馮小寧不僅被政府授予中國環境大使，同時還是世界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中國形象大使。

馮小寧的電影拍攝屢屢涉足最艱苦的地方，《黃河絕戀》在農村，《青藏線》在高原，《動物出擊》也不例外，該片在拍攝過程中去了四個國家和國內的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包括無人區。雖然大城市的人認為無人區荒涼，但馮導以己度人，“作為當地人，那是他的家鄉和故土。我們要尊重人家，我是這種理念。我們去可可西里，這是無人區，我們就可以糟蹋嗎？那是藏羚羊的家鄉。”

拍攝過程中，劇組深入內蒙邊境，當地方圓百里不見人的蹤跡，但景色卻保持著最原生態的面貌。“那個地區的生態環境特別好，特自然，但蚊子也特別多。到了傍晚以后，蚊子奔著亮來了，能厚到把窗戶全部鋪滿，拿尺子量。”雖然拍攝艱苦，但是馮小寧的團隊卻從不喊苦，反而興奮異常，因為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下，才能捕捉到中國電影中從未有過的鏡頭。

這種對自然之美的執著和追求，馮小寧堅持了三十年。而這份且琢且磨的用心在《動物出擊》里達到了極致，因為“這是一部拍給孩子看的電影。”

“希望可以給孩子們心里灑進一顆責任的種子。”這位鏡頭語言里始終對家園愛得深沉的中國導演如此說，“這也是拍這部電影的一些初衷想法。”

海豚

三、人文精神與知識探索 源自家族血脈傳承

無論是歷史題材、軍事題材，還是兒童題材，馮小寧的作品為什么總是傾注了很強的人文關懷和人文思索的意味？

也有很多人曾問起，為什么馮小寧拍的片子跟別人不太一樣？

對于這兩個問題，作為知識型導演的馮小寧承認，這與家族背景有一定的關系，“像電影題材創新，是靠知識來做。我有愛學習的天性，這可能和家族傳承有關。”

“我小時候看的很多書，是從外公的大書架子上拿來看的，我爸爸也喜歡看書，他懂英德俄日四國語言。我看的第一本中英文對照書，是我12歲的時候從我爸爸那里拿來的《老人與海》。”

馮小寧出身于中國近代史中的頂級知識分子家庭，馮小寧的外公，是曾任北京師范大學的副校長兼教導主任兼數學系主任的傅種孫，也是華羅庚的老師，而當時北京師范大學文學系的教授是李大釗和魯迅。

數學家、教育家傅種孫是第一位把數論和平面幾何引進中國教育的先驅者，并曾代表中國到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進行訪問學習。

而馮小寧的爺爺馮功亮是1922年的共產黨員，當年全國黨員不過一百多個，幾乎全部都是大家族的青年知識分子。馮功亮當時在唐山鐵道學院上大學，最早的黨組織在唐山交大支部，他是支部書記。那時候他們要坐火車，從唐山到北平聽李大釗的課。

馮功亮最后一次離開家的時候，馮小寧的父親才剛滿一歲。當時1927年“白色恐怖”時期，馮功亮受中央指派到上海，由周恩來安排到蘇區，在九江最后一次跟家族的人見了一面，然后就去了蘇區，后來犧牲在第五次反圍剿中。

“家族給我的這種影響是那種知識分子的東西，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近代歷經磨難。”而對于自己經受的磨礪，馮小寧提到，“當年給我分配的工作，是燕山石化總廠機修廠鑄造車間的翻砂工。我太謝謝當年了，如果我沒有這八年的苦難生活，我不可能懂得什么叫人民。”

也因此，馮小寧認為這些苦難疊加在命運中，造成他在后來拍攝的所有作品中，不可能不去思考民族精神和歷史教訓。在現有的條件下，在盡可能讓觀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下，他認為電影創作者“要去講述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支撐著中華民族的歷史。”

“我親歷了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近代史，我們的家族三代人是怎么樣的過程，該傳承下來的這種對民族的忠誠，對國家和人民的熱愛是血脈中的。”

在中國導演中，馮小寧絕對能夠稱得上是“貴族出身”。而作為一個出身貴族的導演，除了在顯赫的家世背景中獲得了精神和文化層面的傳承之外，八年翻砂經歷也使他真正體會到了何為“人民”。對于“貴族導演”而言，能顧深入了解普羅大眾的生活是彌足珍貴的。這也是為什么，馮小寧拍攝的“戰爭三部曲”格外打動中國和海外觀眾。

“真正的貴族是什么樣的？是對這個民族的責任，是一種自覺的責任，是自覺把自己所追求的事業和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名和利放在之后，這種精神是貴族精神。”結合家族背景和自己的導演職業，馮小寧如此理解“貴族精神”四個字。

“我覺得我三十年來做電影就是這樣，讓觀眾記住電影中正能量的東西，讓大家去感動。至于觀眾是不是記住了你的名字，無所謂。一個導演一定要有這種境界。”

一段與電影三十余年的盟誓，一場憑匠心二十八年的雕琢。馮小寧導演甚而珍視的力作《動物出擊》將于4月26日與觀眾見面。他會用怎樣鮮活的想象顛覆認知，又會憑著怎樣誠意的探索豐富中國電影的類型？這一切，都有待我們從片中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