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社會發展歷史進程同頻共振歷來是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史學也是如此。“文革”結束之初，史學界就深度參與了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撥亂反正中起到特殊作用。史學界關于歷史動力問題、中國近代史線索問題、洋務運動性質問題等的討論，既是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又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不斷深化。在此后中國社會大變革的許多重大時刻，史學也一直發揮著積極作用，與時代共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可以說經歷了長達40年的春天。這40年中國史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在中國2000多年的史學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為我們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的發展提供了最佳時間窗口。深刻認識40年來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趨勢以及需要解決的問題，對于新時代中國史學發展無疑大有裨益。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史學發展的幾大趨勢

40年是一個不短的時段。梳理40年中國史學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其一些重要趨勢，通過這些趨勢可以窺探中國史學發展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此僅舉其要者。

馬克思主義史學重新煥發生機。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史學界即開始了對“文革”時期史學的反思。當時一部分學者以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歷史主義去反思“文革”中史學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回到60年代初期去”成為一些學者的主張。更多的學者則呼吁“回到馬克思去”，以馬克思經典著作的原義為依據，對馬克思主義史學進行正本清源，以消除人們的困惑與誤解。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這一時期史學界在撥亂反正方面達成的最大共識。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化，隨著西方史學和各種思潮的涌入，中國史學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日趨復雜化，馬克思主義史學遭遇嚴峻挑戰。因此，如何使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新時期展現強大生命力就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經過各方努力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實施，馬克思主義史學鞏固了自己的主流地位，推出了一大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體現了唯物史觀的科學性，進一步強化了自己的優勢和特色。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表明，馬克思主義史學要從學術理念上繼續強調史學與生活、時代、社會的緊密聯系，發揮史學在新的歷史創造中的作用，注重“問題史學”“宏觀史學”“民眾史學”的學術優勢與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學尤其需要對當代社會發展的主要議題作出深度回應，以彰顯唯物史觀的理論魅力。

借鑒世界史學有益成果并努力超越。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史學發生的另一重要變化是閉關自守的狀態被打破，與世界史學的交流日益增多，開始積極借鑒世界史學的有益成果。比如，借鑒年鑒學派的理論和方法。年鑒學派以“總體史”“跨學科”“眼光向下”等為核心主張，將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方法、工具大量引入史學，推動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再如，美國的“中國學”也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影響。這一史學模式借鑒人類學、新文化史的概念和理論開展區域社會史研究，顯示出讓人耳目一新的闡釋力。受這些理論和方法影響，中國史學越來越社會科學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的社會科學化成果主要體現在社會史的全面復興上。在跨學科治史理念的驅動下，中國史學先后經歷了社會學化、經濟學化和人類學化，而且在題材上越來越走向民間的歷史、區域的歷史和底層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也有個別學者曾出現過擁抱西方史學、放逐“自主敘事”的傾向。但在當前，中國史學已經超越對西方史學的引介與模仿。

乾嘉樸學學風的流行。改革開放之初，史學家在反思“文革”中史學的問題和反對空疏學風時，都不約而同地選擇用考據學家或史料派的路數和尺度來觀察和評判史學，逐漸形成一股“回到乾嘉去”的史學思潮。這一思潮認為只有歸納才出真知，因而將目光主要集中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回避理論思考。在對歷史的宏觀研究仍占主導地位的上世紀80年代，這一史學思潮的影響還比較有限。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許多學者紛紛從對重大歷史問題的探討轉向文獻考訂。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史學界基本完成了從格外關注宏觀理論探討到埋首實證研究的學風轉換，這種學風轉換給中國史學發展帶來深刻影響。

防止矯枉過正是中國史學發展需要解決好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但不可否認也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深刻認識40年來中國史學發展累積的問題，有利于在新時代更好貫徹落實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更好促進中國史學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在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上矯枉過正。改革開放后中國史學發展以撥亂反正開其端，天然地帶有遠離政治、遠離現實的學術傾向。但這種傾向發展到極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導致史學逃避現實、埋頭故紙堆。“文革”結束后，“古為今用”的治史口號被“為歷史而歷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號所取代。到了上世紀90年代，歷史研究中的現實因素被一再剔除，學者避之唯恐不及。這一轉向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使得許多史學家遁入象牙塔中，在社會變革最需要歷史提供鏡鑒時卻無動于衷。事實上，“現實”并不必然會阻礙史學發展，在許多情況下還是促進史學發展的積極因素。比如，“二十四史”當中，哪一部脫離了意識形態的需要？又如，如果不是為了“清算帝國主義血賬”，又怎么會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編纂？史學家亨利·皮朗說，“歷史學者的第一要務，是對生活懷有興趣”。“為現實而歷史”則是年鑒學派的信條。刻意將史學與現實隔離開來，顯然不利于史學發展。

與遠離現實相聯系的是重史料輕理論的偏頗。歷史研究需要處理好史論關系。“以論帶史”無疑應當摒棄，但若重蹈舊史家“重史輕論”的覆轍，滑入“史料即史學”的觀念之中，拒絕“理論”和“思想”，顯然也不可取。重史料輕理論，忽視重大問題的研究而走向細枝末節的考證，容易導致歷史研究的邊緣化、微觀化和碎片化。重史料輕理論還容易導致一些史學家不斷解構宏大敘事，放棄對歷史大脈絡、大趨勢、大走向的關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論探討中，歷史理論也逐步讓位于史學理論，由對歷史進程基本線索的追尋轉變為對歷史知識一般性質的探求。改變這種狀況，要求學者在細化和深化微觀研究的同時，下更大的功夫對重大歷史問題進行綜合概括。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發展面臨的上述問題，與史學發展中存在的“以偏治偏”“矯枉過正”傾向密切相關。“史料即史學”是為了糾“以論帶史”之偏，“碎片化”是為了糾片面注重“宏大敘事”之偏。“以偏治偏”在特定情況下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如果矯枉過正又會產生一系列副作用。這就要求我們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經驗，正確認識和處理歷史與現實、史料與史觀、宏觀與微觀、政治與學術等重大關系，在一種健康的路向下將中國史學推向新境界。

新時代中國史學再出發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史學和其他哲學社會科學一樣，正處在整裝再出發、再起航的關鍵時刻。隨著中國不斷發展，中國學術正面臨一個重要轉折點，即依托高度的文化自信開辟出一條本土化的學術道路。對中國史學而言，關鍵是構建一個本土化的中國史體系。

史學本土化的當務之急是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根據本土的經驗和材料，通過大規模的綜合概括構建“中國歷史理論”“中國史觀”，從而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束縛。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有意識地打破西方中心論，在歷史研究中積極貫徹本土化理念。在諸如中國社會形態這些重大問題的討論中，從中國本位出發已漸成主流。今天，簡單用西方理論框架、西方研究模式來呈現中國整體歷史的現象在主流史學界已銷聲匿跡。這是近年來中國史學給人的深刻感受。把中國歷史從西方理論框架中解救出來，脫掉長期穿在中國歷史身上的并不合身的“洋裝”，可以說是近年來中國史研究的一個重大進步。

新時代，中國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我國史學家有著特別的期待，史學家應有更大歷史擔當，關注和回應現實所提出的重大問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文明的一次偉大復興，那么，即將復興的文明究竟具有什么樣的內涵、什么樣的價值追求就是首先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顯然，史學家回答這些問題具有特殊優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對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道路的正確認識，在這方面史學家大有可為。尤其是一些事關國家前途命運重大方略的提出，更為史學家通過研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歷史課題去深度參與國家發展進程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比如，“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就為史學家提供了參與現實發展的廣闊舞臺。

中國史學應進一步增強在國際史學界的話語權。作為東亞文化的中心，中國史學曾對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周邊國家史學的創立和發展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自古以來，中國史籍在周邊國家一直廣泛流布，《史記》一直被這些國家視為編寫史書的范本。中國的史館制度也不同程度促進了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對官方修史的重視。中國古代史書的主要體裁如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也在中華文明圈內被廣泛模仿。這些都說明了中國史學在世界史學史上曾經的輝煌。新時代，中國史學要不斷發展，就要在國際史學界增強話語權。近些年，中國史學界為此作出了一些值得贊許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效。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中，以往的歷史敘述主要是基于美國視角或歐洲視角，其聚焦點都是在歐洲發生的反法西斯戰爭，沒有或很少關注中國在1931年就已經開始的局部抗戰，致使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貢獻被嚴重低估甚至完全遮蔽。近年來，中國學者站在中國立場上，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戰場的重大作用等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發出洪亮的中國聲音，從而對以歐美為主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體系形成強烈沖擊。這可謂中國史學在重大史學問題上沖破西方話語權壟斷的一個范例。

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發展為中國史學家增強在國際史學界的話語權提供了有利條件。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對國際學術界來說，研究中國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中國問題正在成為國際學術界的中心議題。比如，在第二十二屆歷史科學大會上，“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就成為四個主題討論之首。這種情形必將日益促進國際學術與中國學術的對話和交流，也促使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學術表現出更多的尊重。中國史學也將在與國際史學界的合作與交流中贏得更大話語權。

（作者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8年09月03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