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乘坐穿越大興安嶺的火車，抵達伊圖里河，然后轉乘汽車，來到根河。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根河市西郊的“中國最后的狩獵部落”——敖魯古雅。

天空深藍，白云垂懸，寂靜無風的五月，像敖魯古雅鄉里的沉默。

2003年8月15日，原本居住在滿歸一帶的敖魯古雅鄂溫克人，再一次通過生態移民搬遷到了這里，而這已經是他們第三次被搬遷了。

聯排的木刻楞房屋、來自芬蘭的建筑藝術以及近十五年的生活，這里本應透露出一片生機與愜意，但許多房子只是空蕩蕩地矗立在太陽下，偶爾有人從屋檐下探出頭來，又在依稀的草木后拔腿隱去。

敖魯古雅鄂溫克人雖然幾度搬遷，他們的聚居點的名字始終都叫敖魯古雅鄉，簡稱“敖鄉”。位于根河郊區的敖鄉已被開發成景區，那些不肯搬進來的獵民所空置出來的房屋也被旅游公司承包下來開起了家庭旅館。

景區里一位照看旅館的大姐無意間說了一句讓我們目瞪口呆的話：“有一家公司想要把鄂溫克人也承包下來搞旅游”。

我們想要尋訪一位老人和一位叫維加的獵民。

但或許是對外來到訪者的警惕與戒備，或者是一種因為某些回憶而生出的短暫的“恨意”，當地人不僅避而不見，對我們的小心提問也是三緘其口。

第一次探訪，我們無功而返。

這座敖魯古雅鄉宛如一只迷失的馴鹿，走在山谷里回頭張望，而大興安嶺的落葉太厚，遮蓋了回家的路。

事實上，我們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這里發生的一切。

在鄂溫克的傳說里，曾經鄂倫春、鄂溫克與赫哲族擁有著相同的祖先。

很早之前他們大多生活在貝加爾湖東側沿岸以及烏蘇里江、石勒喀河周邊的原始森林。

當族群逐漸遷徙，從黑龍江北岸遷至南岸后，不愿離開興安嶺的族群，成為了鄂倫春人。

從山林走向平原的族群，成為了鄂溫克人，在呼倫貝爾鄂溫克自治旗、陳巴爾虎旗生活以牧業為主。

而赫哲族則順江而下，抵達了長白山北側一帶。

三百多年前，鄂溫克族最遙遠而神秘的一個支系，從貝加爾湖、北室韋等地遷至額爾古納河流域，留在了根河最北的敖魯古雅河畔。

和鄂倫春不同的是，他們與馴鹿有著密不可分的粘性關系，因此又被稱為“使鹿鄂溫克人”。

在解放前，敖魯古雅鄂溫克族基本仍處于原始公社末期氏族公社的階段，長年生活在深山密林。

他們以“烏力楞”為單元，多個擁有父系血緣的小家庭組合在一起，游獵于興安嶺的原始森林中，住在簡易的“撮羅子”里。

撮羅子意為用木桿搭起的尖頂屋，與蒙古包的渾圓截然不同，撮羅子高且近乎陡直。因為鄂溫克人居住在有著中國冷極稱號的大興安嶺最北端，在嚴酷的冬季里，山林里的積雪可厚達一米，高直的撮羅子可以避免被積雪壓倒。撮羅子的頂端并不密封，在撮羅子里生火時，煙氣可以順利從頂部排出。攝影：地球旅客@孤城

遵循傳統狩獵生活的鄂溫克人，曾經幾乎人人佩戴獵槍，他們也被稱為鄂溫克獵民。

他們是中國唯一自然牧養馴鹿的群體。

馴鹿，在鄂溫克語里叫做“鄂倫”，性情溫順且耐寒，喜歡食用森林里的苔蘚、石蕊等。

無論雌雄，馴鹿都會長出巨大的角。近距離觀看，粗壯挺拔且帶有分叉的鹿角仿佛長在馴鹿頭上的大樹。而馴鹿龐大的身軀和沉靜的性情，又讓它們充滿神性，不由得讓人對這森林里的精靈肅然起敬。

鄂溫克人與馴鹿之間，有一種默契約定。

他們平時任由馴鹿在山中游逛覓食，馴鹿幾乎處于野生狀態。

但無論馴鹿走了多遠，人們都會在需要的時候追尋著馴鹿的足跡，漫山遍野地找回鹿群。

找鹿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出動，帶上列巴（一種面包）與獵槍，即使走上幾天幾夜不找回馴鹿絕不罷休。

獵槍的意義如此深刻。

在使鹿鄂溫克的世界里，他們使用獵槍捕獵罕達犴、傻孢子、野雞、野豬、灰鼠等作為食物以及制作衣物，也使用獵槍驅趕熊瞎子以保護馴鹿、保護自己。

鄂溫克人找到鹿群以后會為它們驅蟲、治病、喂鹽、擠鹿奶、喂養小馴鹿等。

甚至秋季馴鹿發情，為了避免馴鹿間發生殘酷斗爭，人們會暗中把馴鹿分隊，讓大家都有對象，從而避免傷亡。

就這樣，遵循著自然規律加以適當的人工干預，從而馴養出更強壯的馴鹿群體。

鄂溫克族有著萬物有靈的薩滿信仰。

這份信仰遠古而寧靜，祖輩生活在山林里的鄂溫克人，當他們還是興安嶺的主人的時候，他們也是這里最虔誠的守護者。

有鄂溫克人的山嶺，從來沒有發生過火災。

在鄂溫克獵民的槍口下，大興安嶺的野生動物也從來沒有一樣絕跡。

無論出走多么遙遠的馴鹿，在鄂溫克人的召喚下，總能平安歸來。

由于鄂溫克人出生在大興安嶺，一生的生活便是打獵與放鹿，幾度被生態移民后，鄂溫克的獵人們，也終于失去了獨屬于游獵文化里最重要的東西——獵槍。

獵槍被收走后，無所事事的酗酒之風開始整個族群中蔓延，并有多人直接因酗酒而死亡。

這種情況并不是鄂溫克人的特例：

在非洲南部地區生活著一個原始的狩獵采集民族——布須曼人。

他們主要在沙漠邊緣的草原森林上生活，由于同現代文明長期隔絕，生活條件艱難。出于多方面的考慮，當地政府將布須曼人生態移民，安置在鄉村與原始草原的過渡地帶，并嘗試教布須曼人種植玉米。

面對“更好的”生活方式，布須曼人卻開始酗酒，許多人只能依靠酒精的麻痹度日。最終，一批布須曼人還是放棄了耕種，回到了原始沙漠之中。

當我們在幾年前了解到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的生存現狀以后，曾長久地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

回首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從洞穴到山林，從深山到草原，從草原到農田，每一步的嘗試和啟程，都是朝著現代文明邁進的腳步。

而文明的進化與更替，是否必然存在抗衡與犧牲？是否只要迎來另一個嶄新的開始，就一定是鼓舞人心的正確？

當我們與鄂溫克獵民迎面相遇，我們才明白，是因為我們總是把告別想象得過于簡單，才以為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魂牽夢縈的東西。

第二次探訪是在酒店辦理入住的時候，我們再一次試著打聽有關馴鹿的消息。

這一次，我們談起了一個名字：瑪利亞·索。

瑪利亞·索是使鹿鄂溫克部落最年長的女酋長，如今已近百歲高齡，可能也會是中國最后的女酋長。

這個名字即使對根河市的很多人而言也是陌生的，但幸運的是，在交談中一位大哥卻想起他認識這位老人的兒子的朋友，在他的幫助下，我們再度回到了敖鄉，并拜訪了瑪利亞·索的兒子何協的家。

瑪麗亞·索出生在阿龍山的原始森林里，一生與馴鹿相伴，她帶領敖魯古雅鄂溫克部落走過大半生的歲月，在現代文明的沖擊里，依然堅守著最后的民族傳承。

瑪利亞·索老酋長并沒有在家里，她已經在女兒的陪伴下去200多公里外的阿龍山上照顧她牽掛的馴鹿了。

我們在老相集里翻到了瑪利亞·索老人的照片，那是一張內心從未有過動搖的容顏，哪怕是孤獨的，但也只有森林是永遠的溫柔鄉。

她曾經這樣說：

一想到鄂溫克人沒有獵槍，沒有放馴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夢都在哭！——選自顧桃《瑪麗亞·索的自述》

其實同樣的，離開山林、放下獵槍的鄂溫克人意識到，他們內在的、獨有的狩獵文化，崩塌了。

每一位族人都感受到了這種變化。這種正在吞噬他們的民族核心精神的改變，讓每個人都充滿焦灼與不安。

從03年開始，這里的人們放縱飲酒就已經有了自暴自棄的跡象，在零下四五十度的低溫里，喝醉的人會倒地睡在“新家”的廣場上。哪怕他清楚知道自己這一覺下去就有凍死的可能，但索性不在乎……

其實這并不是一個仄仄乏力的民族，相反，這里的每個人幾乎都自帶藝術家的天賦。

何協老師會吹口琴。

之前提到的維加，是一個頗有名氣的詩人。

其中有這樣一句：篝火仍然在飛轉，樺皮船飄向了博物館，那里有敖魯古雅河沉寂的濤聲。

在獵民點還有許多由獸皮、樹干、鹿角制作的衣物、雕刻、生活用品等等，取自天然，精于手工……

但在現今無可奈何的氣氛里，游獵文化里那種粗獷的天性又給他們帶去滿身傷痕，何協老師身上就有因酗酒引發的多處新舊不一的刀傷。

我們試著打聽的詩人維加，也曾在酒后嘗試剖腹自殺，他的身體狀況也因此一落千丈……

雖然敖鄉有屬于維加的家，但是他們一家都沒有住在這里，維加的姐姐柳霞依舊在獵民點生活，依舊終日借酒消愁……

03年前后的官方數據表明使鹿鄂溫克部落共有243人，而我們目前察覺到的人數，可能還要少很多。

另一方面，正在消失的不只是鄂溫克民族的傳承，還有與之緊密相連的馴鹿的命運。

馴鹿是無法適應圈養的。

若這些在茫茫興安嶺游走的鹿群失去了鄂溫克人的保護，它們將很難獲取必需的食鹽、生病的馴鹿也不可能再得到藥草的醫治，這些對人類沒有戒心的生靈也很難躲過盜獵者的子彈和陷阱，等待它們的也只能是迷惘又疑惑地消亡。

無法邁步也無法回頭的處境，這或許是任憑世間珍寶都難以撫平和彌補的失落。

在紀錄片《犴達罕》的末尾，是維加站在鏡頭前的獨白：

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向我開槍那就開槍吧

席慕蓉寫過這樣一首詩:

從這天起，草木怎么都會循序生長而侯鳥都能飛回故鄉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無能無力的。

也許文化的轉變，還需要一代人的隱忍與努力，而我們只能滿懷祝福，期望使鹿鄂溫克部族能早日找到信仰的平衡支點，走出改變帶來的不安與陰霾。因為這個部族里許多燦爛文化，還需要他們用生生不息的活力去傳承和演繹。

END

地球旅客原創作品，如需轉載請聯系我們

未經授權禁止轉載、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