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認，晉中確是晉商故里。喬家大院無數次被人提及，哪怕是在冀東平原的偏僻之所；平遙古城更不必言說，它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條蚰蜒巷、城墻上的七十二座敵樓和三千個垛口、日昇昌票號，都已成為傳奇。而昭馀古城與別處又大不同，它的氣象雖有些破舊衰敗，可衰敗之中又流露出莊重凝滯之色，仿佛無論時光如何雕刻它，它都不驚不懼。

　　那個明朗的上午，陽光和煦，我站在主街迎風張臂，仿佛擁抱了所有的故事。街道兩側的建筑大都是兩層實木建筑，除了明亮的玻璃，雕梁畫柱，門廳屋檐，無不被風、雪、雨、霜、露侵蝕吞洗，木質肌理顯露無遺，又沒有刷新漆，打眼瞅去，宛如老人渾濁沉靜的瞳孔。這些老房仍在商用，牛羊肉鋪、文具店或炸雞排店，用當代漢語寫成的招牌鑲嵌在幾百年前的建筑上，讓人生出時空穿越之感。

　　漫游小巷，高聳的青磚院墻，窄仄的小徑，高低不平的青石臺階，都讓人仿佛行走在某個歷史的縫隙。在一房子門口，我看到了一副醒目的對聯，對聯中間貼著兩張剪紙，左為金雞，右為神牛，金雞嘴叼蜈蚣，爪踏蛇與蟾蜍，神牛角上附斧頭、剪子、錐子與寶葫蘆，橫書四字：端午大吉，看來還有人居住在這里。隔著黑門側耳傾聽，能聽到汪汪犬吠聲。不一會兒，兩個女孩跳出來，不過十來歲年紀，梳著馬尾辮，懷中抱著小狗，嬉笑著遠去。在這深宅古院中，仍有百姓繁衍生息，仍有煙火在黃昏升起，實在讓人欣慰。

　　而渠家大院除了旅人，就只有護院人了。渠家在祁縣城內建有40個大院，房屋944間，占地面積近2.4萬平方米，號稱“渠半城”。我們游覽的只是其中一處，如今是晉商文化博物館。

　　這是北方難得一見的五進式穿堂院磚木結構的建筑群，渠家大院的楹聯匾額多為訓誡后人行善積德，知書明理，例如“善為寶”“學吃虧”“慎儉德”“讀書樂”等，看來渠家向來務實。

　　渠家人還與山西保礦運動休戚相關。1897年，意大利商人羅沙第在英國成立“福公司”，與清末名宦劉鶚共謀山西礦權，山西巡撫胡聘之與山西商務局嘉景仁在劉鶚游說下，成立“晉豐公司”，與福公司共同在盂縣、平定、潞安、澤州等地采礦。次年，總理衙門與商務局在英國大使脅迫下，將山西的礦權與路權拱手相讓，山西京官何潤之專折參奏胡聘之，次年胡聘之被解職。福公司受阻，豈能甘休……這場保礦運動過程極其曲折復雜，牽涉極廣。1905年，山西礦產工會正式成立，渠本翹任會長。渠本翹與山西巡查使丁寶銓等人力主贖礦，成立“保晉公司”，與福公司多次談判。1908年1月，在京簽署《贖回開礦制鐵轉運合同》，賠償福公司275萬兩白銀，簽訂首月就要付137.5萬兩，由于數額大期限短，渠本翹難籌巨款，福公司再霸礦權。渠本翹是個既有智慧又有謀略的人，他號召晉商入股集資，僅祁縣集資500股（白銀2500兩）以上的就達17人，足見渠本翹在本地商界的號召力。經過長期抗爭，最終成立山西商辦全省保晉礦務有限公司，贖回礦權，國人自辦，渠本翹成為首任總經理。

　　知悉了這段保礦歷史，不得不佩服渠本翹的勇毅、恒心和智謀。林琴南在《祁縣渠公墓表》中盛贊他“少有檢格，于文史多有所涉。既遭國變，無聊不平，一寓之于酒，想其酒酣耳熱，西望崇陵，血淚填滿胸臆矣。”不禁又想起渠家匾額上平樸的訓誡之言。喬家大院誠信為本的理念、多謀善斷的智慧、先義后利的商道為世人所稱道，而渠家則將以義制利、誠信為本的理念升華到民族興旺、民生利益的高度，何嘗不是一種歷史的選擇？

　　出了渠家大院，仍在昭馀城閑逛。知曉了這段歷史后，我對昭馀的感受也不同起來，它古舊，但并不衰敗；它沉默，但并不哀傷；它矗立了上百年，可骨子里的精氣神傳承給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年少時對山西膚淺的記憶，因了這昭馀古城變得有血有肉、豐富斑雜起來。

　　那個散漫的上午，我蹲在修鞋老師傅跟前，看著他一絲不茍地掄著小錘子；站在電線桿旁，一邊抽煙，一邊看著賣菜的大叔用稱勻著蔬菜……我想，能在這里慢慢悠悠地過日子，也是幸福的一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