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最美不過夕陽紅，溫馨又從容……”據預測，“十四五”期間，我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老年群體已成為社會關注焦點。老年人通常被認為是流動性較低的群體，然而在城市化、老齡化進程顯著加快的今天，中國有一類日益龐大的城市老年流動人口值得關注：為了支持兒女事業、照料孫輩，他們像“候鳥”一樣離開家鄉“漂”至陌生的大城市，面臨著語言不通、文化差異、兩地分居、異地醫保等問題。根據相關部門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顯示，中國老年流動人口數據較2016年近1800萬（其中專門為照顧晚輩的比例高達43%）相比，呈持續增長趨勢。隨子女流動，身體和心靈處于“雙重漂泊”的隨遷老人構成當今老齡化中國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圖景，被稱為“老漂族”。對此，《光明調查》近期在光明日報微博發起了關于代際支持視角下的“老漂族”的網絡調查，與此同時，記者通過實地體察、深度訪談等形式了解該群體的生活狀態，本期讓我們走進這樣一個群體，傾聽他們的聲音。

　　“我們小區90%的孩子都是老人帶，老人還得負責做飯、收拾家、洗衣買菜。”“在這邊帶孩子也沒個能聊天的朋友，連對門對戶都不認識”“老伴兒一個人留在老家，飯都吃不上一口熱的。”“無法享受異地醫保，到很多藥店買藥也用不了醫保卡。”“剛來的兩個月，人生地不熟。現在我是小區廣場舞的組織者。她們都愛跟我聊天，說跟我在一起感覺自己也年輕了！”……

　　調研中發現，“漂”不再是年輕人的標簽，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為支持兒女事業、照顧第三代而背井離鄉，來到子女工作城市的隨遷老人群體特征如何？面臨著怎樣的困惑？這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什么？該如何幫助他們實現遷入城市的社會融入？

　　1.“老漂族”群像 兒女在外闖明天 隨遷帶娃“漂”晚年

　　“早上6點起床做飯，飯后老伴兒送老大上學，我送老二去幼兒園，回來的路上買點菜，上午打掃屋子，午飯后洗洗涮涮再準備上晚飯食材。下午不到三點老伴兒就要動身去接老大，兒子兒媳下班晚，放學后再送他去英語、繪畫等各種補習班。疫情在家的時候，天天還要督促上小學的老大上網課、打卡作業。”這是來自山西的楊春玲（化名）與老伴兒每天在北京要面對的龐雜工作。

　　楊春玲老人這樣的生活已成為不少大城市隨遷老人的生活縮影。據2018年城市統計年鑒數據，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西安6個城市的老年流動人口平均占總流動人口的12.8%，并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調研中發現，在隨遷老人的家庭特征上，大部分被照顧的孫輩年齡較小。東北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梅林在代際支持視角下的隨遷老人的研究樣本中顯示，大多數孫輩都處于小學或未入學階段，小學及以下階段者的占比為80.5%。

　　在隨遷老人流動方向上，基本與中國人口流動、城市化進程方向大體一致。流入地主要是各類資源集中的大城市，流出地分布在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

　　在隨遷老人自身的社會需求上，因其處于流動性的生活狀態，在情感支持、陪伴支持、信息支持等方面的社會需求程度高于非隨遷老人。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莊曦在研究報告《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城市新移民的互聯網社會支持》中指出，針對江蘇部分區域60歲以上城市居住老年人的調查顯示，隨遷老人的信息支持需求占比最高，達61.1%；情感支持需求和陪伴支持需求占比較高為45%。

　　在隨遷老人的社會融入上，“廣場舞”微信群成為老漂族在流入地建立新的交往關系的入口。長期從事老年問題研究的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王艷表示，跳廣場舞是當代老年人排解孤獨、尋求認同、重建交往的重要途徑。微信興起并在老年群體流行起來后，現實空間已有的廣場舞社群走向網絡化，通過微信群迅速在網絡空間里得到維護、深化和延伸，形成他們在流入地互動交流的交往空間。

　　在調研中，記者深切感受到，隨遷老年人往往以家庭利益為居留決策的出發點，一方面心甘情愿，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兩難的背后其自身需求往往被家庭和社會所忽視。

　　2.隨遷之“痛” 社交困、消費高、掃碼難、代際沖突

　　社交困難

　　張成文兩年前和老伴兒從老家山東棗莊到濟南幫忙帶孫子，對他來說，來到濟南雖然“在家庭這個圈子享受到了天倫之樂”，但是“縱觀再大一點的圈子，覺得自己疏遠了親戚朋友，自我封閉了”，沒有人交流，沒有朋友，對門的人都沒有來往……提及外出嘗試社交，他更是有苦難言。“我們這個年齡再重新建立朋友圈很難，也沒有多余的時間，一整天都要看孩子，根本沒有自己的時間。”

　　從南到北的地域跨度，讓來自重慶巫山的鄧阿姨在北京帶孩子的日子并不舒暢。“我的重慶話別人也聽不懂，出門問路都不方便。”

　　離開生活幾十年的故土，“老漂族”往往容易出現水土不服、生活環境不適應的問題。

　　代際隔膜

　　“帶孩子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但我不能受氣。”在孫芳（化名）看來，帶娃的日子并不舒心。這位來自山西的特級教師，2019年年初就從老家來北京幫子女照料生活，不僅包攬了所有家務，還換著花樣做可口的飯菜，“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卻常常不能得到孩子的關心，有時還要面對他們從工作中帶回的“負面情緒”。“你想要什么孩子不知道，她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射到自己孩子身上了，但她想要什么我們當父母的都知道。”

　　不僅如此，“衣服穿多了還是穿少了”“發燒了是物理降溫還是吃藥”……育兒觀念的差異也成為“老漂族”與子女之間的一大矛盾。

　　夫妻分離

　　三代同堂按理說應該是其樂融融，但調研發現并非如此，不少老年人忍受著漂泊異鄉的孤獨，有的甚至和老伴兒長年分居兩地。

　　老年夫妻異地分隔的情況“老漂族”中也并不少見。自4年前來北京照顧懷孕兒媳開始，劉芳（化名）就與在老家江西工作的老伴兒過上了分居生活。老伴兒患有高血壓，擔心其身體的劉芳每日視頻提醒他服藥。然而，劉芳在京的日子里，老伴兒時常隨意飲食，身體狀態每況愈下。2019年春節后，老伴兒因身體原因突然過世，這使劉芳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常常夜里躲在自己的房間里流淚。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沈奕斐指出，在照顧嬰幼兒時，由于缺乏相關的社會支持體系，雙職工家庭往往需要一個照顧孩子料理家務的成員角色，而任勞任怨的父母往往充當了這個角色。從性別角度來看，由于女性承擔家務更多，老年女性比男性更為“搶手”，這就導致隨遷老人分居的問題。

　　異地醫保

　　在隨遷老人日常生活方面，異地就醫始終是困擾他們的一大問題。來京生活7年的周衛國（化名）對此頗為不滿：“除非住院，不然都得自己掏錢，出院以后花了多少錢只能返回當地再報，然而當地有的藥費、床位費、門診費不能報，除去這些以后才能報百分之幾十。”

　　由于醫保在老家，隨遷老人生病就醫往往要走繁雜的報銷流程，常常面臨“墊資跑腿”負擔重、報銷周期長等問題，再加上大城市醫療費用較高，即使報銷后也還要花費一筆不小的開支。

　　針對異地醫保的報銷，近年來政府已著手推動各地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的試點工作，全國已有20個省區市開通了國家平臺線上備案。然而，異地就醫直接結算還尚未普及至全國范圍，對于隨遷老人而言，“就醫難”“就醫貴”仍然是其當下面臨的一大問題。

　　消費“升級”

　　對于一些隨遷老人而言，因受戶籍的限制，很多時候無法享受當地的優惠政策，而大城市物價要遠遠高于老家農村的水平，大城市的消費使他們“望而卻步”。

　　“在城里錢少真是很難啊，隨便吃頓早餐就幾十元，以前在村里幾塊錢就能解決。”張成文來到濟南前，他和妻子在棗莊經營著一家早餐店，為了帶孩子，他們轉讓了早餐店，舉家去了濟南。沒有了經濟收入的老張對城市里的高消費難以接受。

　　數字鴻溝

　　2018年，在老家難以獨自生活的楊為民（化名）追隨老伴兒來到北京照顧孫輩。楊大爺不太會操作手機，每到需要掃碼的地方心里都很排斥。“我都拿現金去超市買東西，他們好多地方又不收現金，東西都不會買了。”常常站在頂樓看飛鳥，成為無法使用智能手機的楊為民平日的消遣。

　　隨著科技的發展，老人進入大城市生活往往面臨“數字鴻溝”的問題，智能手機不會操作，微信支付記不住步驟，智能電器不會使用……這些“數字化”生活中的困難也造成了“老漂族”的不適應。

　　3.緣何而“困” 社會、家庭、技術多重變革交織

　　從“鄉里鄉親”的熟人社會到城市社區的陌生環境，讓“老漂族”成為“社區隱形人”。王艷表示，由于中國屬地化管理、戶籍制度的約束以及原生家庭的強大聚合力，“老漂族”的根仍在老家，各種社會身份也留在了老家，他們在流入城市后仍需要往返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間。同時，有別于向往城市生活的農民工群體，因照顧子女生活而來的“老漂族”們對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家鄉有著更深的眷戀。他們大部分來自小城市、縣城、鄉鎮這樣的“熟人社會”，流動到城市后，盡管能與家人團聚，但社會交往的被迫突然切斷，以及城市商品房社區鄰里關系都讓他們容易感到孤獨。加上“老漂族”受年齡、知識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比較差，日常生活被照顧孩子擠占，社交網絡的斷層，使得他們逐漸成為公共生活中被邊緣化陌生化的人。

　　從“家庭權威者”到“家庭參與者”的變化，讓“老漂族”易產生心理落差。北京大學國家發展學院教授李玲指出，我國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數量增多，眾多80后獨生子女接受教育后留在城市工作、成家。然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和嬰幼兒照護服務供給不足，使年輕人面臨的生活壓力與日俱增，面對這種狀況，兩代人選擇“抱團取暖”，老年父母選擇流入子女家庭所在的城市，在經濟、精力等方面繼續奉獻。

　　“過去40年的社會巨變也帶來新型的家庭關系，家庭的物質、精神生活供給中心已經由祖輩轉變為孫輩（所謂的‘家庭下行主義’），愛、照顧和家庭資源都是由上往下的。”“老漂族”作為子女核心家庭的外來者，常常會面臨代際沖突的問題，沈奕斐認為，市場經濟時代，老一代過去擁有的權威得到削弱，而對于以“照顧者”的身份進入城市子女家庭的“老漂族”而言，代際關系的重心下移到兒孫輩的身上，他們經歷著從“家庭權威者”到“家庭旁觀者”的轉變，逐漸成為一個事事靠后、容易被忽視的家庭邊緣人，如果無法得到子女的關心與重視，就會使得老年人產生嚴重的心理落差。

　　沈奕斐還強調，在文化變遷中，父母和子女兩代人生活經歷、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育兒理念上的分歧，往往容易在窄小的平臺空間上形成沖突，這也增加了隨遷老人在子女家庭中的不適應感。

　　從遵循“傳統經驗”到“后喻時代”的轉變，使“老漂族”成為信息時代迷失者。莊曦強調指出，數字化信息技術的普及打破了“前喻文化”（晚輩向長輩學習）之下的知識傳遞方式。不少隨遷老人在晚輩的幫助下，學會了微信聊天、收發紅包，不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文化反哺在技術接觸的層面效果較好，但在知識信息、文化理念等深度交流層面較為欠缺。調研中發現，子輩家庭成員與老人的微信朋友圈互動不多，有的子輩甚至會將家中老人屏蔽在朋友圈之外。

　　“智能手機和移動社交媒體的發展和普及對處于邊緣地位的老人納入社會網絡節點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利于提高他們在高速流動、個體化進程持續推進的現代社會中的適應性。”王艷認為，對于無法使用智能手機和移動社交媒體的“老漂族”而言，這可能將進一步造成他們與社會網絡的脫離。

　　4.多管齊下 為“老漂族”織密社會支持網絡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拓寬福利覆蓋面，既要增強對隨遷老人的正式制度支持，又要加大對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投入力度。總的看來，“老漂族”能夠享受到所在地一定的養老服務與養老保障，但也存在一些政策方面異地銜接的困難。對此，應進一步解決橫亙在城鄉戶籍間的壁壘，持續推動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均等化，切實讓代際支持型隨遷老人享受到諸如公交出行、公共文化服務、醫療保健等方面的優惠政策，避免因經濟、身體方面的原因造成家庭照料供給不足。

　　此外，李玲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后，隨遷老年人照顧孫輩的壓力倍增。“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進一步改善嬰幼兒照護服務供給，發展嬰幼兒照顧服務機構，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隨遷老人撫育幼兒的壓力。

　　鼓勵以深度“文化反哺”彌合“數字溝壑”，為代際支持提供必要的鋪墊。傳播科技的發展使得歸屬感的建立能夠跨越時空界限，為流動人群社會關系的重新連接賦予了新的潛能。在采訪中，莊曦強調，家庭內社會支持的構建與維系，是隨遷老人社會支持的重點。不少隨遷老人在晚輩的幫助下，學會了微信聊天、收發紅包等功能，這些進步不僅豐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而且為其與晚輩之間的聯系開辟了新渠道。家人的支持對他們而言不僅是新技術的分享，更是情感的紐帶。因此，互聯網平臺上代際間跨圈層的深度文化反哺應作為提升隨遷老人社會支持的重要方向。

　　同時，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金兼斌認為社區作為一個最基本的共同體，是開展和推進適老化改造和升級的基本抓手。據悉，“十四五”末我國將建成5000個示范性城鄉老年友好型社區，通過鼓勵社區自設或與教育機構、社會組織等合作老年教育學習點或與老年大學等一系列“智慧助老”行動，幫助老年人跨越“數字鴻溝”。

　　重視隨遷老人的友伴支持，為其搭建線上線下雙重互動空間。莊曦表示，由于空間距離等因素，隨遷老人與家鄉同輩好友面對面的聚會難以實現。但微信群等“虛擬空間”可為老人提供實時在場的“聚會”，為他們提供充滿“集體記憶”的交流場景以及必要的情感支持。但“虛擬空間”不能完全取代現實生活，因此，老年群體同輩之間的互相支持有賴于線上線下的同步推進。城市社區應發揮所長，以聯誼會、外出采風、興趣小組等形式將隨遷老人與本地老人組織到一起，幫助他們拓展新的同輩社交網絡，進而得到更多的支持性資源。

　　加強代際溝通，明確家庭權責利，幫助老年人樹立“積極老齡觀”，探索合作育兒。沈奕斐指出，西方的育兒理論在有些層面并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文化包含的是合作育兒、家庭主義的文化。因此，應探索合作育兒的積極路徑，在學會傾聽彼此心聲的基礎上，明確老人的責任和權利，在照護過程中，子女要給予老年父母足夠的經濟、生活和精神支持，照護結束后，子女要積極對老年父母的代際支持進行“反哺”，充分了解父母的養老意愿，盡自己的孝心讓父母安度晚年。

　　另一方面，老人自身應樹立“積極老齡觀”，消除只是臨時幫助子女照顧孫輩的“外來感”“暫居感”，發揮自己豐富的生活閱歷和經驗優勢，成為子女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員。放下作為父母的權威感，充分利用空暇時間，了解和學習新知識、新技能、新觀念，培養興趣愛好，豐富精神世界。主動參與社區組織的活動，擴大社交圈。